【立信集運】

談談學術與政治的和諧與寬容¹

青年時信奉孔夫子説的“學而優則仕”，但隨生活閲歷的增長，才覺得孔夫子這句話，聽起來好聽，但不易實行。

我們知道，“學”與“仕”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實踐形式，其運作也各有其難以替代的特殊規律。政界的運作規則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則要求人事服從；而學術的運作規則多是橫向交流的，學術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則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則拒絕服從。在學者那裏，他們關注的是“天理”，而在為政者那裏，他們關注的更多是“人慾”。²學者通過天理來改變人慾，而為政者則是通過人慾來實現人類認識到的天理。³目標一樣，但操作途徑不同。同一目標下，對於為政者來説，實現目標的關鍵是選配得力而且還要自覺服從的幹部。學者不考慮這些，他更多的只是與書本打交道和與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學問難，最難的還不是皓首窮經，而是將死書讀活。孟子説：“盡信《書》，不如無《書》。” ⁴為政也難，難不在於明理和用權，而在識人。識人比明理更難，更需要時間。曾國藩説，“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⁵毛澤東也説，“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⁶為文者可以不識人，但不可不認字；為政者可以少識字，但不能不多識人。當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農民問他，你怎麼能用安祿山這種人呢，皇帝無奈地承認“此朕不明，悔無所及”。⁷

現實的國家運動跟人的理論思維活動不一樣。理論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國家，特別是大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現實運動則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啓動已極不易，收住則更難。中國猶如巨型列車，啓動不能不猛，不猛則不能達到效果；但由於國家太大，剎車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車。比如“文革”，來勢很猛，原計劃只有幾年，結果還是拖了十年。可見，為政者比學者更需要時間。即使如此，為政者一生往往也幹不了幾件大事。尼克松曾讚揚毛澤東改變了世界，但晚年毛澤東則認為他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⁸

為政者側重“立功”，學者側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邏輯，有的學者所用邏輯體系如此嚴密和精緻以至可用數學表達，甚至還可成為美學範本。熟練運用邏輯是學者的長處，但邏輯的極限便又是學者的短處所在。立功則多依重經驗，而經驗恰恰是人類彌補邏輯不足並實現邏輯改造的重要工具。⁹經驗在相當的情況下是反邏輯的。立言需要猜想與反駁，只要邏輯成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諸如“上帝死了”之類的命題。與面對納粹德國的突然崛起，布哈林書本上的國家建設邏輯不得不讓位於斯大林的鬥爭實踐經驗的道理一樣，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學者的“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的邏輯，往往會集體失語並讓位於經驗。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槓桿。道理非常簡單，所謂偶然性就是沒有被納入我們邏輯體系中的必然性，而將偶然性納入人類既有邏輯體系的最偉大的工具並不是邏輯本身，而是經驗，尤其是其中的反邏輯的政治經驗。

經驗介入學問是學問進入成熟階段的標誌；與此相應，學會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學術，則是學者成熟的標誌。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結果。毛澤東同志對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標準首先就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要求學生抽一定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實踐，這是在強調經驗在認識論中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的趙括、馬謖、陳獨秀等，蘇聯現代史中的蓋達爾，乃至以書生的眼光處理政治問題的戈爾巴喬夫等，敗不在於思辨不大膽，也不在於邏輯不嚴謹，而在於經驗，尤其應對殘酷形勢的政治經驗極不成熟。

一些學者在進入政界後，往往將學術“立言”規則用於政治“立功”。他們不懂“為治不在多言” ¹⁰的道理，不願將大量時間用於下面細緻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願意在台面上表達其“新思維”。他們論人主才氣，論事以奇新，行文斷字則以所謂“邏輯”“框架”或“範式”論高下，全然不顧實際運作的可行性。其結果往往因不適應而苦惱。歷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從政路上被折騰得丟魂落魄，更有許多還無謂丟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和學術都是人類實踐的重要形式，儘管各自規則不同，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着一種互補關係。互補的前提是二者之間的和諧與寬容，學者不必也不應該用研究的規則要求政治操作，為政者也不必用政治操作的規則要求學者。學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提出正確的見解。為政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雙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盡究其短；只有雙方取長補短，學術與政治才能發揮建設性的和自覺的合力作用。如學者真想從政，那就應放棄為學的“立言”規則並轉而遵守從政的“立功”規則；為政者從學，也是同一道理。基辛格曾對此有過深刻的總結，他説：

學者分析國際體系的運作；政治領袖則建立國際體系，分析者與從政者的觀點大異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題，而政治人物所面對的卻是客觀環境塑造的問題。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時間追求確切的結論；但政治領袖最大的挑戰卻是時間壓力。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學者可掌握所有相關事實，其成敗取決於個人學養；政治人物必須在眼前無法斷定利弊得失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歷史對他的評價將根據他如何明智地面對無可避免的變局，尤其是他如何維護和平而定。¹¹